4月18日是國際古跡遺址日，2015年又恰逢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30周年。這給了我們回顧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歷程，總結相關經驗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30年來，遺產保護的理念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并逐步深入人心，中國還一度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遺產保護和申報熱潮。

　　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如何？作為一個文化遺產大國，中國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圍繞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前副主席、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郭旃。

　　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是中國在文化遺產領域對外開放的一件大事，開啟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化”進程。1987年，中國成功申報了故宮、長城、泰山等在內的第一批6項世界遺產項目。2014年，隨著大運河、絲綢之路申遺的成功，中國境內的世界遺產總數達到了47項。在郭旃看來，世界遺產總數在30年間的躍升，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快速發展的生動寫照。他說，“這個公約是1972年就有了，我們到1985年才簽署。我們從零做起，現在我國世界遺產的總數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位，達到47處，僅僅比意大利少3處。這種成就使得世界對中國改革開放及文化遺產保護這種實質性的進步，可以說是刮目相看。”

　　世界遺產總數的增加，只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發展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通過參與世界遺產保護，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不斷完善、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不斷拓展，文化遺產保護的能力逐步達到了國際水平。如今，中國已經步入了與國際文化遺產界平等對話的新時代。郭旃說，“我想恰恰是因為改革開放，在遺產領域，中國和世界能夠日益融在一體。在思想理念和共同的語言方面，也包括我們所采取的一些原則和方法，都得到了國際的認可。加上我們國家財力的不斷增強，使我們有能力不僅僅在理論研究和學術交流上與外國溝通，同時在一些重大的遺產保護領域也能夠為世界作出貢獻。”

　　郭旃介紹說，今天中國考古工作者的身影已經活躍在肯尼亞、越南、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等多個國家的文化遺址現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保護的視野已經拓展到全世界范圍，成為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在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報項目中，中國發揮了強有力的推手作用。他說，“我們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在漫長的幾千公里的絲綢之路申遺中，我們等于打響了頭一炮。在長安到天山廊道路網這個路段，率先把它申報成功。我們在西安成立了一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發揮絲綢之路信息平臺的作用。這個信息平臺將來也會給整個絲綢之路沿線，從中國陸上絲綢之路一直到東亞到歐洲，這樣一個龐大的絲綢之路體系，將來進一步的申遺活動也好、文化交流活動也好，都會發揮作用。”

　　郭旃說，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報項目，有利于提升絲路沿線國家和人民的遺產保護意識和水平、改善遺產管理狀況、加強絲路沿線國家和人民的傳統友誼和交往、復興絲路沿線的經濟文化繁榮等，意義十分重大。

　　郭旃認為，一個國家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發揮作用的大小，與她能否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中，中國從一個國際規則的“小學生”起步逐漸發展到今天，已經參與到遺產保護的國際規則的制定當中，“東亞地區磚木結構保護準則的《北京文件》在國際上是得到好評的，認為說不僅對東亞地區有指導意義，對全世界都有參考價值。這樣一個重要的文件，就是在中國同行和國際同行的共同努力下產生的。”

　　郭旃指出，在看到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不可忽視所面臨的挑戰。“重申報，不重管理”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久被詬病的問題。郭旃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思想上正確認識世界遺產的內涵、意義和本質，“我想作為我們這樣一個很自信的大國，我們有著充足的遺產資源，我們也有著現在可以和各國同行平起平坐的理論體系，和我們不斷的探索。我想，我們必須堅持一個理想的世界遺產體系。我們不必太介意，不必去追求那些為了經濟的效益、為了一時的效益，過分地把遺產申報的成功看得至高無上，而是更要享受這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貫徹一個理想的遺產保護的體系，來把我們全國的遺產工作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來源：旅新網